他找到自己的学生，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，给学生一点提成后，再收归己有。
制度的缺陷，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。“就是先逼良为娼，再抓嫖，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。”
“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？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，我把路修好，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？”
“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，违规现象突出。”2014年7月，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点名批评，将“科研腐败”这个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，又推到了舆论的前台。
这一话题的背景，是至2013年底，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位列世界第二。但与之相对，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，从全国来说，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%。
《人民日报》曾将“挪用”的手段，归为“贪、吞、套、骗、假”，虚列预算、用假发票套取资金，以劳务费、差旅费的名义骗取，在近十年来曝光的科研违规中，屡见不鲜。
随着科技部长对科研经费管理“恶性问题”连说两个“愤怒”，并表示“痛心”和“错愕”时，无论政府还是公众，都开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视中国的这群“堕落”的“高级知识分子”。
当肃杀的气氛传到高校，却引发了教师们的反弹。
在东南某985高校，2014年6月，学校专门向教师传达了“反腐”的精神，告知最近风声很紧，提醒他们要严格遵守经费使用规定。话音刚落，老师们反而炸开了锅，纷纷指责不是监管不力，而是管得太多；不是“师道沦丧”，而是被逼无奈。
安徽一高校的校办主任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愤慨，“现在的制度，就是先逼良为娼，再抓嫖，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。”
“卡死”在纸面上
未来四年的研究行程，在一秒钟之内被“未卜先知”。
第一次申请上国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，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记得，当时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发现，麻烦才刚刚开始。
与立项通知书一起来的，是一份《项目预算表》。
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中国确立了学术研究的“课题制”管理模式，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、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课题资金，高校教师申报的研究形式，这类课题被称为纵向课题。此外，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的科技项目则为横向课题。历经二十年发展，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费管理办法，其中之一，就是严格填写项目预算表。
王亮说，为了保证不出纰漏，学校社科处专门组织新立项老师统一学习如何填写。那个夏天，燥热的会议室里，老师们先用铅笔试填，再用钢笔抄上去，汗渍濡湿了一个个的前胸后背。
一个填写的诀窍是，要填得满满当当。在预算表上，经费被分割进“会议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差旅费、国际交流费、设备费”等十一大类，老师们被告知，每一项最好都填上一点，“显得你做得很规范，要是不预算上，就会觉得你没有做事一样”。
但王亮没有经验，不知如何下笔。按照要求，差旅费一栏必须填写调研次数、人数、目的地和每次调研所需经费数额。这让他犯了难，“我哪里知道未来四年，我要去哪里开会，去哪里调研，又和谁一起去？”
看他为难，派来指导的老师只好帮他写上：“北京上海各2次2人，广州1次2人，合计1.9万。”
未来四年的行程，就在一秒钟之内被“未卜先知”。他曾想只填一个总额，但被告知那样不规范，不会被批准。
这一“合乎规范之举”，在随后的四年，却成了埋伏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，实际的出差地远不止三个城市，差旅花销大大增加，占到了总资助额的50%多，他不得不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，用其他类别的预算资金填补。2013年5月修订的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—“项目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经费支出预算使用资助经费”，这是严重违规行为。
“我有什么办法？”王亮只能庆幸自己没被发现。
但被发现的明显更多，在《国家社科基金年度报告2013》中，通报的预算违规现象，就包括多起“未经报批擅自调整经费预算”。
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王亮记得，1990年代时，课题预算不需要列举每一项具体怎么使用。当然，“那时候的项目经费也不多，最多也就五千左右”。
“2006年以后开始变得严格。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军民回忆道，这一年是中国科研体制建设的一个节点。
当年，一场震惊世界的科研骗局被曝光，中国学术界颜面全失—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，“汉芯”，被证实只是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样用砂纸磨掉，重新刻上“汉芯”标志。这一拙劣而异想天开的学术造假，在3年时间内却没有被发现，反而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评审、鉴定，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，累计骗取无偿拨款突破1亿元。
2006年6月，科技部公开表示，将认真吸取“汉芯”造假事件的教训，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，根治学术腐败。
这年底，科技部发布了《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与教育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，成立了国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。
2006年8月，财政部、科技部联合出台了《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》，其中明确提到“严格规定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”和“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，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，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”。
自此，经费管理规则被细化，强调实行事前预算评估、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、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，严防科研腐败。
科研经费就是从这时候起，逐渐被“卡死”的。
刘军民说，这也是为了加强监管，是“不得已做出的规定”。
但王亮则将这归因为“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”，使得管理趋于僵化。
福建一所知名大学教授林婷经历了同样的困境，当预算中差旅费已经花完时她被通知，由于恰逢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，一点都不能改，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参加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。
“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？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，我把路修好，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？但现在各方面都要管，你用谁的砂料，这些都要过问。”王亮说，这种“纸面上的严格管理”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负担。
“这是对老师的极其不信任。”对此，林婷有自己的解释。
“像防贼一样”
猛然间，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“师道君子”，变成了被防范的“小人”。
这样的疑似“不信任”还体现在报销制度上。“课题制”的科研形式，需要教师采用“事后报销”的方式，用发票凭证领取科研经费。相关的规定称得上“事无巨细”。
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，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。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，否则也不能报销。而在苏州大学，新的规定则是汽车油费必须要有过路费的发票单才可以报销。
类似的故事多有发生：一位老教授，香港一所大学请他去演讲，对方安排了住宿，结果回来报销机票时，被学校财务拒绝了。理由是没有住宿的发票。老先生做一番解释，也无果。
猛然间，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“师道君子”，变成了被防范的“小人”。
一个高校教师感叹，财务人员越来越像安检机器，层层审查，处处“刁难”，报销越来越困难。为了几千块钱，逼迫老师四处奔走，费尽思量，低声下气，斯文扫地。
在广州读博士的李元见证了这一幕，他参与了导师申报的国家级科研课题，去财务报销时，总是难免挫败，财务人员总能轻易找到问题：签名不规范，贴票不规范，发票是连号的，票据是假的（这最让人发懵）。一次，拿着3万块钱的票据只报销了2万。
已毕业的医学博士王杰回忆起一次设备采购经历至今觉得无奈，“前几年学校建立了一个招标系统，超过4万元的设备采购只能由校方经手”，这有效防止了教授从商家那里拿回扣，“不过这个过程太折腾人了，我记得当时我们实验室要买一个二氧化碳培养箱和超低温冰箱，前后跑了大半年”。
“像防贼一样。”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撰文痛批这一点，赢得了许多高校教师的赞同。
但吊诡的是，高校教师们也确实在用自己的方式“违法违规”，显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。
按照国家规定，课题经费按年划拨，每一年没有用完的经费，需要收回，并影响到下一年的拨款额，这与对行政部门经费的管理一致。
每到年末，行政部门的“突击花钱”，也就变成了老师们的“突击报销”。
李元记得，每到年底，学校财务部总是人满为患，害怕错过了报销机会的老师们，揣着收集而来的各种发票，誓要将经费报销得一分不剩。这些发票，可能来源于学生，可能来源于发票富余的同事，也可能是买的，后者真假莫辨。这已经催生了一个身处阴影中的市场，受访的老师们提到，自己的邮箱总能收到那么几封推销发票的邮件。
王杰说自然基金项目极少出现钱不够花的情况，“花不完的基金，一些人会以预付款的形式把钱报下来，比方说有五万用不完，就打五万块存到某公司去，这些钱留着以后慢慢用。”至于对这笔钱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，就全靠老师们自觉了。
“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钱报出来。”李元对此已经习以为常。
“你不把经费花完，人家会觉得你没办事。”王亮坦承，这其中，当然有着糊弄的成分。
但更让老师们认同的原因，则是另一个，“主要因为制度不合理，只能利用漏洞，不然科研就可能无法开展下去。”
中山大学教授林可举了一个例子，“比如说你今年11月份让我把钱报完，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，那怎么办，那只能把钱先报出来。这样操作当然是违规的，但也没有办法。”
刘军民承认，制度的缺陷，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，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另一位中央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，如何平衡“严格管理”和“科研活力”之间的关系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，才能避免陷入“一放就乱”、“一抓就死”的怪圈。
套取劳务费的红与黑
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，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、洗衣机、冰箱的钱时，又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”。
另一个将老师由君子变成小人的，则是在科研中，是否应该认定教师的“劳动报酬”。
“我辛苦为人类创造知识时，人家财务人员告诉你，你不得从科研经费中提取报酬。”王亮说，这是最让他生气的。
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，因为高校教师已经通过学校安排了相应的经费（包括工资和福利），因此不允许直接在项目中列支此类人员的人员性费用。
这一点，在相关管理人员的介绍中，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，例如美国，拿满全年12个月工资的高校教师也不允许从课题中获得报酬。
“你看看人家美国教师的工资是多少，我们的是多少。”王亮对此不以为然，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在全球的大学教师薪酬排行中，中国的大学教师平均工资排名倒数第三，而刚开始工作的青年教师工资，甚至全球垫底。
“靠工资根本没办法生存。”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对此感同身受，作为讲师，他一个月只有5000块的工资，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，在他回国的第二年，他的孩子出生了。
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从课题经费中套取。
从德国回来时，何渺获得了学校给予20万安家费的承诺。但入校后，才被告知，这20万如果以安家费的形式发放，要收取25%的税，人事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选择用横向课题立项的方式避税。他觉得这事儿“很拧巴”。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，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、洗衣机、冰箱的钱时，又“自己都瞧不起自己”。
王亮采用了普遍为之的方法，他找到自己的学生，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，给学生一点提成后，再收归己有。
人人喊打的套取行为在高校教师眼里，却有着红与黑的两面。
一方面，他们看不起中饱私囊者，“系里前几年从美国引进了一位教授，刚回国就申请到一个八千万元的科研项目，以行内眼光看用不了这么多钱，也没见出成果，教授们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。”广东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说。
但对于那些“为了推进科研工作采取的灵活性手段”，有受访者表示，“要相信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自觉的，不会放开拿，拿多拿少，真的也只能靠自觉。”
对于高校教师的自觉，福建某重点高校青年教师章羽说，“不是管得严就能解决了，你看纵向经费管得这么严，也没见人少拿，横向经费管得那么松，也没有多拿，这说明教师还是有自觉的，不是严不严的问题，而是不得不拿的问题。”
章羽补充说，“一方面是教师觉得没有收到应有的报酬，另一方面是不灵活处理课题难以进行。”
“这个制度，就是让人造假。”王亮说得有些痛心疾首，也有些无所谓。
逼良为娼？
“要考虑申请课题了，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，你要接地气儿。”
“如果不是为了职称和考核，我根本不会申请课题。”王亮接着说。
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教师普遍身处的现实，职业的上升通道，与能否申报上课题，以及课题的重要性，直接挂钩。
所有教师，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被卷进科研的洪流中。
以王亮所在的学校为例，若要升上教授，必须主持一项国家级的科研课题，或者能为学校拉到8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。
来到这所大学之前，他已经在另一所大学授课多年，他喜欢教学，对科研兴趣乏乏，当了十一年的讲师。但年岁渐长，毫无所成，他不得不正视原来的“消极”。当年一起读博的同学毕业两年后就评上了副教授，就是因为课题做得好。王亮决定要“有点上进心”—申请课题。
后来，他真的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级社科课题，这并不容易，以2013年为例，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共受理有效申报28678项，但最终只立项3826项。
“可能是我课题里有‘和谐’两个字，那年正好撞上了。”
而他发现，申请到了国家级课题真的好处多多，即使教学或者发论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，学校也不会追究。
事实上，由于申报成功的课题数量，将直接影响学校的科研排名，各大高校总是最积极要求教师进行申报。
每年，作为一所985高校，王亮所在的大学都会召开一次盛大的申报课题动员会，学校领导在台上讲话，说要办研究型大学，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标志，大家都要申报。在学期进行了三分之二的时候，会把每个学院争取的科研经费、项目立项成果都张榜公布，进行排名，排名靠后的学院会受到校长点名批评。
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，身处的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属高校，科研实力并不出众，但越是这样，学校领导越是希望能够申请到课题，给学校带来荣誉。
在任何场合，只要碰到领导，何渺就会被叮嘱，“要考虑申请课题了，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，你要接地气儿”。
学校领导则在开会时不止一次发出豪言，对于有希望的申报题目，学校会做好“后续工作”，“该跑北京跑北京，该走专家走专家”。
当何渺首次听闻“后续工作”的提法时，他觉得很奇怪，“就像学生去考试，你说考得怎么样不重要，‘后续工作’才重要一样。”
何渺觉得奇怪，但校领导则言出必行。今年，一个有希望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，校领导就真的去了北京，找评委、请托、游说，反而是课题的申报者，待在学校里无事可干。
2014年3月，何渺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了，他也得在申报的道路上奋进，他联系了自己在德国的导师，征得对方同意后，联合申报，希望能借助老师的名气，一举拿下一个国家级的课题。
他将申请的表格翻译成德文，发给老师。一个月后，老师却回复要退出联合申请，理由是填报这样的表格让他感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审查，他不信任这种被对待的方式。“老师感到不舒服，觉得伤害了自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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