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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也管了煤也控了 重霾为啥还是说来就来?

[日期:2017-01-05]   来源:网络  作者:   阅读:369[字体: ]

车也管了煤也控了 重霾为啥还是说来就来?

管住车,控了煤,怎么还没有治好重霾

霾,如影随形,一起跨入2017年。

“爆表”,在多个城市都不是陌生词了:至1月2日,西安、郑州等25个城市红色预警,北京、天津等22个城市持续橙色预警,全国62个城市被霾控制。

因为灰霾,有人在朋友圈写道,“时至今日,对着北京这个情人,心情好比结婚十年,相看两厌,一心出轨。”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谈论如何逃离这个被灰霾裹挟的中国北方。

北方持续重霾,是由大气污染物排放、气象条件、大气化学反应过程携手造成。除了气象条件,其余二者皆起因是“污染”。

1月2日,环护部通报2016年底的督查结果:个别企业擅自生产、违反限停产规定,有的减排措施不到位,有的甚至违法生产排放;此外,还发现有施工工地防扬尘措施不完善。这是去年底环保部派出的督察组的调查结果。

这样的督查,环保部近几年常做。2015年底的督查结果是,煤质超标情况普遍较多,并且,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售煤企业,未能提供合法的环保手续,环保状况不容乐观,普遍缺乏有效的抑尘措施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江亿曾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,从整个华北大区域来讲,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造成雾霾频发的主因。

然而,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环境动力学与预测理论研究部主任王跃思则认为,环保部门低估了汽车尾气排放对PM2.5的贡献率。北京红色预警效果显著,机动车直接排放水平的降低减少了向PM2.5的二次转化,污染物跟相同的气象条件相比,PM2.5下降了14%。

主流学界与几大政府部门对谁是灰霾真凶,虽一直存有争议,但如能管住车、控好煤,还是可期待消除重霾,关键是严格执法,将排污企业、排污行为真正地监管起来。

车也管了煤也控了 重霾为啥还是说来就来?

管住车

无论学者,还是住建部、发改委的官员,都曾示意,汽车尾气是最危险的排放物。北京市政府一边淘汰老旧机动车,限购新车,一边在重霾时限号限行。这种组合拳套路,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评价称,淘汰和限购后,跟汽车增量比较相互抵消,“也就打个平手而已”,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不会那么快。

机动车,被视为北京第一大空气污染源,PM2.5贡献率达31.1%。因此,淘汰老旧机动车被视为降低机动车排放的攻坚战。

北京自2011年起对机动车实行限购政策,以勒住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势头。同年,北京财政拨专项补助,鼓励市民淘汰使用六年以上、未达到国Ⅳ标准的机动车。

政府补助明码标价。对于直接解体的报废车辆,车均补助5000元,转出到外地的补助4000元;2013年,报废补助提高到6000元,转出补助标准没有变;2014年报废补助提高到车均9000元。

至2014年,北京淘汰老旧车47.6万辆,排放最差的黄标车全部被清理出局。当年,北京将小汽车的控制指标由24万辆,进一步缩减为15万辆,9万名买车族失去了购车机会。

2016年底,北京淘汰20万辆高排车。还有一剂“强化针”,从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年底,报废车将继续给予并提高政府补助,如小型客车从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,补助为10000元/车。

国I、国Ⅱ车辆2017年2月15日起五环内限行。市政府的规划是,力争2018年前全市基本淘汰国Ⅰ、国Ⅱ等轻型客车,2020年基本淘汰国Ⅲ柴油车。

为了完成老旧车淘汰指标,北京市财政年均投入的补助额在10亿元左右。补助,也鼓励了北京老旧车向外地的迁移。在全国,二手车交易中跨区域流通的比例约为20%,而像北京这类限购城市的外迁比例可达50%。

国内的二手车市场呈现明显的梯次消费,基本格局是从高收入阶层流向中低收入阶层,从中心城市流向二三线城市,以及从城市向乡镇流通。

近期,因普遍的治霾压力,使各地纷纷出台限制外迁车辆入市的政策,全国约九成以上的地级城市目前对迁入机动车均设置了排放门槛;要求国Ⅳ以上排放标准的城市为250个。

现在,如北京市这样的一线城市,机动车达到国Ⅲ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比率,已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基本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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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住煤

燃煤,在北京PM2.5排放榜位列第二,贡献占比22.4%。在各大城市,燃煤都是一个主要的空气污染源。

早在2007年,清华大学组织的大气污染控制战略研究就提出,在京津冀、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控制煤炭消费。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,相关建议当时只有广东省听进去了,现在广东的能源消费总量中,煤炭占比不到50%,空气质量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好得多。

如果从2012年8月,东郊供热厂拆除使用18年之久的燃煤锅炉房,实现“煤改气”算起。到2017年,北京要将燃煤总量从2012年的2300万吨,降至1000万吨。这意味着,五年时间,北京的燃煤总量削减近六成。这一力度在全国是最大的。

减煤腾退出来的能源缺口,由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补上。不过,天然气的价格远远高于煤,东郊供热厂被成本压得透不过气,该厂副厂长李春华曾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上马新锅炉后,燃料成本陡然上升4倍,“居民与集团分担了部分成本压力,再加上后来技术提升勉强算挺过来”。

2015年,北京实现核心区无煤化、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。代价是将原来的供暖锅炉全部换掉,上马新锅炉。

作为国企的北京热力集团因此不得不十分“卖力”,对所属热力厂排放要求严于北京市环保局,李春华说:“集团不断施加减排压力,要求能减多少就减多少。”东郊供热厂自身没有能力更换10台锅炉,超过千万元的改造费都由北京热力集团支付。

2017年,北京将全面关停燃煤电厂,代之以燃气热电中心。仅此一项,预期削减燃煤920万吨。

受限于天然气产量和价格,北京去煤、改气的作法其他地区无法全盘复制。其他城市虽纷纷提出“气化”目标,却难以获得如北京一样充分保障的气源。比如唐山,在一部分锅炉“煤改气”后,全市冬季用气高峰期,面临5万-10万立方米/日的天然气缺口,只得“限工业、保民用”。

作为治霾样板市,唐山承接了从中央到省层层重压下来的指标:至2017年PM2.5浓度相较2012年要下降33%以上,重点县下降40%以上。

除了试图“煤改气”,为完成防治大气的重任,唐山还强推了三种能源替代办法:电炉替代燃煤窑炉;置换醇基燃料、生物质等清洁锅炉;社区推行地源热泵供暖。

“高效”的背后是高成本。三种方法相比燃煤均增加数倍成本,其中电炉成本增幅1倍-2倍,清洁燃料运行成本增幅2倍-4倍,而地源热泵供暖的初期建设成本较高。

“增加的费用让企业难以承受,改造积极性并不高。这个问题比较棘手。”唐山市环保局人士介绍,按现有政策,锅炉在改造时有一次性的中央补贴,但改造后的燃料更换、清洁能源替代以及新增运行成本,并无补贴。

成本高企下,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起在玩“躲迷藏”。1月2日,环保部发布的督查结果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:省界地区小企业集中,违法问题较为突出。在河南省濮阳市和山东省聊城市交界处督查发现,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古云镇一企业园区,以化工、玻璃和岩棉企业为主,共有企业30余家。

被称史上最严的《环保法》出的一个狠招是,按日计罚,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,受到罚款处罚,被责令改正,拒不改正的,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,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。

“按日计罚,我们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这个程度,结果全国按日计罚的只有几十亿元,这是杯水车薪!”一位业内人士指出,工业企业之所以达标缓慢、部分企业敢于偷排偷放,很大程度上因为严格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执行。

《201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》显示,2015年各地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.7万余份,罚款42.5亿元,比2014年增长34%。

“如果把这么严格的法执行到位,那么最起码按日计罚会达上千亿元,而不是几十亿元。”上述业内人士说。

环保部督察组2015年底抽查的10家集中供热企业,7家储煤煤质没有达到用煤标准。

环境监管方面的“不给力”,在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中也可窥一斑。按2014年国务院要求,2016年底前,全国各地全面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,并完成整改任务。截至2016年6月,除西藏外,30个省级行政单位环保部门公开信息,共清理出62.4万个违建项目。但更令人忧虑的现实,随之浮出。然而,这62.4万个违建项目中,仅有7.2万个违建项目将被淘汰关闭。

作为煤炭消耗“大头”的工业领域,如果严格执法和一系列相关标准,治霾效果将十分明显,并会随着控煤以及因之带来的能源结构调整,而使污染物浓度下降进入平台期。这时,占据煤炭消耗“小头”的散煤燃烧等领域,对于污染的“贡献”便会凸显出来。

现实的僵局是,这种控制住“大头”、凸显“小头”的作战方案并不成立。

如何面对未来,每个城市各自都有算盘。唐山还要投资主要污染物减排、产业低碳化、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五类示范项目。据测算,总投资约116亿元,预计将得到中央财政资金12亿元,省、市、县三级财政资金13亿元,剩下91亿元还需企业和社会自筹。

河北并无筹款良方,寄望于中央财政和北京慷慨解囊。然而,已有的信号越来越明确:上级财政拨付专项资金不会再有太多的增量,治理大气主要靠各地自行消化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认为,最后的措施就是征收碳税和各类污染物排放税等。

2018年1月1日起,中国将首次对企业征收专门性环境保护税,大气污染物税额为每污染当量1.2元至12元,将原来排污费的征收标准作为税率下限。环境保护税收入将专项用于环境保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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